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诞生。那时，党员的数量少得可怜，经过最新研究发现，全国共产党员的总数仅有58人。而在广东，党内的党员更是寥寥无几，仅有四人，他们分别是谭平山、谭植棠、陈公博和李季。这个数字显然让当时强大的反动势力感到轻松，因为对反动派而言，党的力量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因此，扩大党组织，增加党员数量，迅速增强党在各地的力量，成为了当时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。 尤其是在广东，作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，以及党的最大地方党组织，它的管辖范围不仅包括广东（包括香港），还扩展到广西，甚至后来将闽南和云南的一部分纳入其中。然而，面对如此广阔的地域，广东党组织却只有几个党员，情况堪忧。
展开剩余56%在党内，陈延年严格要求党员，注重培养党员的纪律性和责任感。他要求每个党员无论职务高低，都要定期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经常学习党的文件和指示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对于那些无故缺席组织生活的党员，他也会进行批评教育。比如，在广东大学教书的周佛海，虽然曾在日本参与共产主义小组，并参与过党的一大，但他散漫的作风让陈延年十分不满。陈延年亲自与他谈话，批评他的行为，但周佛海依旧没有悔改之意。最终，陈延年将此事提交区委会议讨论，决定将其开除党籍。 陈延年还注重对有入党愿望的同志进行个别关怀和严格筛选。比如在1926年北伐前，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提出入党请求，但陈延年认为郭沫若应该通过实际斗争来锻炼自己，而不是立即入党。郭沫若在接到建议后，主动放弃了文学院院长职务，前往部队开展实际工作。后来，郭沫若参加了北伐战争，并参与了八一南昌起义，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 在区委领导下，陈延年着力建立和健全组织机构，他将办事机构从狭小的房屋迁至更为宽敞的地方，并根据当时工农群众运动的需要，设立了多个部门，如秘书处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工人部、农民部、妇女部、军事部等。这些部门的设立，为广东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，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中，工人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在广东的工作期间，陈延年做出了巨大贡献，被誉为广东党组织的开疆辟土的拖拉机。他的远见卓识不仅在地方组织建设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，还为后来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陈延年，称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周恩来也对陈延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，认为他为党内生活的团结和规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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